據本報調查，湖北省轉基因水稻非法種植已造成現有體制無法監管的現實；綠色和平組織指華農有意造成此局面，華農指責綠色和平傳播恐慌

　　2010年3月，綠色和平組織發布報告，稱發現湖北等省多地有非法轉基因水稻種植，并指中國對轉基因水稻種子的市場監管失控。3月下旬，農業部網站載文稱：“農業部從未批準任何一種轉基因糧食作物種子進口到中國境內商業化種植，在國內也沒有轉基因糧食作物種植。”

　　6月初開始，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赴湖北省的武漢、江夏、仙桃、洪湖、監利等縣市區做了深入調查，先后調查采訪了鄉鎮農民、農技人員、種子經營店、大米加工廠、鄉鎮長、市級農業執法大隊、省農業廳和中國轉基因水稻之父張啟發院士團隊等。掌握了諸多一手的獨家信息。

　　湖北省農業廳否認轉基因水稻規模種植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在湖北省農業廳采訪時，工作人員否認目前在湖北省存在大規模種植轉基因水稻的可能，稱相關部門常常會以不定期檢查的形式執法，對市面上銷售的稻種做抽樣檢測，并且常常深入農村作大田暗訪，發現轉基因水稻，便會依法鏟除。

　　有關媒體報道稱湖北江夏、孝感等地區有較大規模的轉基因水稻種植，省農業廳宣教處一位副處長在6月8日就此對記者說，廳里為此特意組織了一次執法行動，到媒體提到的江夏五里界等地調查情況，實際上并未發現大規模種植，而且五里界鎮的幾個村都已劃歸東湖高新區建設范圍，水田所剩無幾，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水稻種植。

　　渠道隱蔽，轉基因稻種下鄉路徑

　　6月8日之前，記者在武漢市江夏區五里界鎮多地采訪，也發現大片田地被征用，且尚有水田種植的農民都堅決否認自己種植了轉基因水稻。但否認自己今年種植轉基因水稻的同時，大多農民承認本地曾經有轉基因水稻種植：“能夠少打兩三遍農藥，省錢省力。”

　　一位自稱姓曾的老農在該鎮農技服務中心主任魏武在場時，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表示曾經種過，但由于該轉基因水稻品種的產量不高，影響了繼續種植的積極性。

　　魏武對記者說，今年這里規定，抓到一袋轉基因水稻稻種，罰款20萬元，這下子弄得誰還敢賣？規定雖然嚴酷，但實際上最起作用的還不是處罰嚴酷，而是今年轉基因稻種“被壟斷了”賣高價，一袋最高能賣近百元，種子店不易拿到貨，就算真能拿到也賺不了錢。

　　“今年要跟市內農科院校有關系的人才能拿到，要有隱蔽的渠道，”一位店主說。鎮農技站附近的一個女店主，聽聞記者來采訪轉基因水稻的種植情況時，強烈地表達憤懣，稱之前曾經來調查采訪的某刊記者“吃多了撐的”，弄得自己今年賣不了“抗蟲稻種”（轉基因稻種的民間稱謂）。“往年一斤抗蟲稻種比普通雜交稻多掙好幾倍，普通雜交稻賣價也才二三十元一斤，”現場一位旁觀者說。

　　仙桃市張溝鎮，也有種子店因售賣轉基因稻種被查。張溝農資超市（綠色和平組織在3月報告點了該店的名）的店主，頭也不抬、平心靜氣地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當時就被拿走了，”他建議記者去看看其他店的銷售情況。有兩個種子店的店主說，抗蟲水稻種子今年確實賣過，很早就賣光了，量不大，是朋友私拿過來的。

　　洪湖市一家農資店店主與記者的朋友相熟，他告訴記者，前段時間有朋友拿了五十斤轉基因稻種來托他代賣，每斤50元，他沒有同意，主要是由于種子沒有通過審定，不敢輕易接手，不過該朋友下到農村，找了某個村的村支書，在該村搞了一次小范圍推廣，試種了大約五十畝，如果效果好，明年再擴大規模。

　　洪湖市某鎮一位農業干部告訴記者，轉基因水稻在該鎮確有種植，只不過種子渠道很隱蔽，基本上都靠關系傳播，因此很難抓到證據，“田里看起來都一樣，不好查”。

　　監利縣白螺鎮的一位店主說，轉基因水稻確實有市場，只是產量上“隔一滴事”，要是擁有了高產優勢，農民更舍得花錢買，本鎮的轉基因種子，多數是朋友從武漢拿過來的。

　　監利縣朱河鎮的一位種子店主告訴記者，由于今年媒體報道太多，上面查得嚴，因此只賣給了熟人，農民也知道這事要保密。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通過朋友的關系，輾轉相托，找到某市某鎮的一個村，該村今年試種了100畝的轉基因水稻，村干部帶記者到田間查看，記者發現，正如前述的鄉鎮干部所言，轉基因水稻與普通雜交稻的秧苗，看起來沒有明顯的差別。

　　皮包種子公司暗箱操作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通過朋友關系，在一個農戶家里拿到了該地轉基因水稻種子的包裝袋。

　　“去年這個種子就在別的地方用，今年又推廣到這里，”這位農民說，是朋友拿來的。這位朋友“早年是學農業的，在荊州和武漢的農業科研院校進修過，懂這行，有過硬的關系，所以他能拿到。”

　　其后記者在其他的鄉鎮也發現了該稻種：兩優598。

　　該稻種包裝袋上介紹說：“對螟蟲有較好抗性……防治病蟲害，特別注意秧田期防治稻薊馬，灌漿后防治稻飛虱。”

　　“種過兩年了，”一位鄉鎮農技干部說，“大家都知道是誰拿來的稻種，就是沒證據。”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隨即持該稻種包裝袋赴武漢，循袋上印刷的“湖北德盈種業有限公司”地址，趕到武漢市洪山區雄楚大街348號，卻發現這是一個小的居民社區，在門衛處詢問，被告知這里沒有任何公司，是幾棟純居民樓。撥打包裝袋上的電話，一直無法接通。

　　華農否認種子泄露

　　記者通過朋友關系，查到該公司的負責人涂某曾經在華中農業大學學習過；提供包裝袋者也告知，稻種是涂某通過師友關系從華農拿來的。但在武漢期間，記者幾次試圖與其聯系，未果。

　　其后，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前往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了解情況。中科院院士、“中國轉基因水稻之父”張啟發是該院院長，其時恰值張院士出訪日本，該院黨委書記陳勝接受了記者采訪。

　　陳勝堅決否認張啟發院士團隊研制的轉基因稻種從學校泄露到市場上，他稱華農對于轉基因科研有一整套的管理體系，十分嚴密，不會允許個別科研人員任意帶出轉基因稻種，這不僅是從國家法律規定出發，知識產權保護也同等重要。“是不是我們的稻種，拿來測一下基因序列，就可知道。”陳勝說，華農沒有授權任何一家企業生產、開發、經營轉基因抗蟲水稻種子，也沒有開展或參與任何有關轉基因抗蟲水稻種子的生產、開發和經營活動。他不排除有人通過非法途徑獲得種子或私自制種的可能。

　　“也很可能是其他機構研發的東西，”他說，華農已經有兩個品種獲得了國家頒發的“生物安全證書”，不排除有人為了利益而刻意假冒華農。

　　湖北省農業廳宣教處的郭副處長也這樣說：“無論是哪個實驗階段，在華農泄漏的可能性都很低，農業部在幾個階段派員監督檢查，履行檢查很嚴格。”

　　他認為，目前來看只有兩個可能，一是來自其他科研院所，但有人為了利益而暗地聲稱是從華農拿到的；二是在海南作大規模田間試驗時，被其他科研機構的人員順手牽羊。

　　監管空白，米廠敞開收購轉基因大米

　　洪湖市那家沒有接收轉基因稻種的種子店主表示，自己當初之所以沒有接受朋友的轉基因稻種，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擔心轉基因大米的出路。

　　“要是檢查得多了，轉基因稻谷大米加工廠不收，農民肯定都來找我，”他說。

　　“轉基因水稻目前還沒有獲準商業化種植，因此，不存在轉基因大米的加工問題，”湖北省農業廳宣教處郭副處長說，“我們作為政府部門，必須嚴格地遵從法律規定，并依據法律的規定嚴格執法。”

　　郭處長認為，既然法律并未允許，那么發現轉基因水稻后，唯一的處置辦法只能是處理掉，不能讓其流入糧食市場，因此根本不可能設置單獨的轉基因大米加工廠，也不可能要求現有的大米加工廠從收購到加工設置一整套針對轉基因大米的隔離程序，更不可能要求廠家將轉基因大米貼上標簽。

　　“在法律框架內，市場上轉基因大米應該是不存在的。”他說。

　　然而，本報記者調查了解到，大米收購、加工、銷售這些環節已經市場化，每到秋收，各路糧商在農村收糧，既沒有法規要求其檢測是否存在轉基因稻谷，也沒有規定要求其將發現的轉基因稻谷銷毀或者與普通稻谷隔離。

　　6月18日，記者在監利縣新溝鎮開發區，尋找湖北銀欣米廠，該廠生產的大米被綠色和平組織檢出有轉基因成分。但未能獲準進入廠區采訪。當天中午，記者來到新溝鎮的恒盛米業，該公司人員對記者說：“轉基因稻谷，當然要，因為相比之下它打農藥少，我們出價還要比一般稻谷貴。”“不打轉基因標簽，它農藥殘留少，基本可以當綠色大米賣。”

　　“體制危機”

　　“管理體制有問題，”洪湖市一位分管農業的副鎮長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種子是特殊商品、不可替代的農資，加強市場監管很重要，但轉基因水稻得以滲透到許多鄉鎮，至少表明市場監管在某個方面無效。”

　　仙桃市一位農業執法人員對記者說：“農業執法隊查到種子店賣轉基因水稻，也頂多是罰沒收入，再罰點款。一般情況下，還不容易查到這個。”

　　“種子市場改革后，執法主要靠市農業執法隊，鎮上只保留了農技服務人員，執法隊不可能天天呆在鎮上，隔一段時間下來檢查，實際效果差。”一位鎮農辦主任說，“比如，我們鎮的轉基因稻種，是某某市農業局種子公司的人從武漢的農科院所拿下來的，鎮上的人知道，市農業執法隊的人可能就不清楚。”

　　“現在種子管理太松懈，隨便什么人拿著種子就能賣到農民手里，”前述副鎮長說，“經銷門檻太低，這幾年小事不斷。由于市場放開后銷售人員的準入條件放寬，只要經銷戶愿意經銷，種子生產經營單位就委托授權，基本不考慮資質，一出現質量事故，索賠還難。”

　　在農藥和轉基因之間抉擇

　　一些農技人員和種子店店主、農民，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提出應該放行轉基因水稻，原因是南方蟲害太多，農藥使用太頻繁，有時不得不過度使用劇毒農藥。

　　“‘稻縱卷葉螟、二化螟、三化螟’要是不能及時發現，下一步要打藥殺蟲，很麻煩，最麻煩的是發生稻飛虱，稻飛虱一起，那農民什么藥都得上。”洪湖市一位村書記說，“前幾年這里稻縱卷葉螟和稻飛虱很厲害，為殺蟲，農民一遍遍打藥，什么敵敵畏啊都上。”

　　“那年的號召是蟲口奪糧，結果那一年收割的糧食，雞吃了都給毒死。”監利縣白螺鎮另一位店主在6月14日告訴記者，本地土壤適合的高產雜交稻種子與現有的轉基因稻種比，畝產要高出200斤左右，但轉基因稻種不怕螟蟲，只需要前期抗稻薊馬、后期防稻飛虱就可以了，只要稻飛虱不起，一般只需要打一次農藥，因此還是比普通雜交稻種子受歡迎。

　　“那完全是書生見識，沒干過實事，”武漢市江夏區五里界鎮農民老曾談到網上在爭論轉基因水稻與有機水稻種植方式的時候，表示可笑：“有機大米成本、價格那么高，有幾個人吃得起？南方蟲害多，不打農藥，糧食怕是收不了幾斤。”他和多個農民感到遺憾的是，怎么沒有研究出能抗“稻飛虱”的轉基因水稻。

　　雖說記者調查到的一些鄉鎮，轉基因水稻在悄然種植，但相關信息主要掌握在與農資相關的人群，記者接觸到的許多人起初并不知道轉基因水稻離自己如此之近。

　　今年3月之后，湖北省農業廳組織了農業科普，6月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在該廳采訪時，有關轉基因農作物的宣傳欄便立在門外。

　　“五月份我們在武漢市街頭解釋轉基因大米的抗蟲效果和安全性，絕大多數在場市民親口試吃了轉基因大米，”張啟發院士的伙伴陳勝說。但他也承認，當天也出現了幾個高調的轉基因反對者。

　　實際上，當獲知本鎮便有人種植轉基因水稻后，洪湖市某鎮的幾位知識界人士之間也發生了一次小爭論，一位教師說，螟蟲吃了會死，人怎么敢吃？就算短期吃沒問題，誰知道吃它幾十年會怎樣？另一位教師說，張院士解釋了，蟲子的腸壁結構和人不一樣，抗蟲的成分只能在堿性環境下起作用，人體是酸性的，再說人吃大米都是煮熟了吃，肯定沒多大風險。

　　一個青年教師則說：“你要是把普通大米和轉基因大米給我選，我肯定選轉基因，打了四五遍農藥的大米，很明顯有害，轉基因長遠有沒有害還不清楚，至少短期內沒事。”

　　華農大指責綠色和平傳播恐慌

　　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不合法，卻已經成功滲透到許多地方的鄉鎮，只是官方檢查起來很難獲知實際情況。

　　“查獲一袋罰款20萬元，”湖北省農業廳宣教處郭副處長評價江夏區的處罰措施說，“這個處罰力度看起來很重，但比起轉基因大米混入其他大米可能造成的影響而言并不重。”

　　不過據記者了解，這樣嚴厲的處罰單，尚未開出一張。而這位省廳官員在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面前，仍然堅持說，轉基因水稻沒有大規模種植。

　　“實際上，誰也不能說到底轉基因水稻種植規模有多大。”上文提及的那位分管農業的副鎮長說，“這一塊根本就脫離了監管。即使我們聽說有人在種，但是作為鄉鎮一級政府，既缺乏農業執法權力，又缺乏執法人員和技術手段，無法取得證據。而市一級農業執法隊下來也就是打個一轉就回，查不到真實情況。”

　　“事實上，很多人已經在食用轉基因大米，卻毫不知情。”他說。

　　張啟發團隊的黨委書記陳勝認為，轉基因水稻現狀尷尬，市場魚目混珠，華農的知識產權和名譽權都可能受到侵犯。

　　他認為，既然華農的成果獲得了生物安全證書，理應及早使其商業化種植合法化，這樣可以實施一套完整的體系，從商業化制種到種子銷售、轉基因水稻種植環境（對其與普通農作物之間設立隔離帶以杜絕漂移），到轉基因大米的加工和市場銷售，以轉基因大米標簽給予消費者明白的自由選擇的權利，這樣做可以更好地實施系統監管。

　　然而，對此，綠色和平組織在今年3月的報告中指責相關研發人員充當了不甚光彩的角色……有意無意地擴散轉基因水稻種子，期望造成轉基因水稻已經被種植的“既定事實”。

　　綠色和平組織在報告中指抗蟲轉基因水稻缺乏安全保障，“我國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試驗只是基于短期的動物喂養試驗，并沒有長期的食品安全研究”。

　　對此，著名科普作家、生化博士方舟子撰文說：“這種擔心是多余的?？瓜x害轉基因水稻用的那種生物毒素（簡稱Bt蛋白）本身其實是沒有毒的，只有在昆蟲腸道堿性環境下才能加工成有毒的蛋白，而且毒素蛋白要和昆蟲腸道細胞表面上的受體相結合，才會讓昆蟲中毒。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在人身上。這有幾方面的原因。我們在吃食物時一般是要加熱、煮熟才吃的，Bt蛋白是一種蛋白質，蛋白質加熱后會變性，實驗表明，Bt蛋白在60攝氏度的水中煮一分鐘就失去活性。即使是生吃也沒有關系，Bt蛋白只有在昆蟲腸道堿性環境下才能加工成有毒的蛋白，而人的胃環境是酸性的，并且人的腸道細胞表面不含有毒素蛋白的受體，因此不會中毒。被人吃下去的Bt蛋白，會像其他蛋白質一樣被消化、分解掉。”

　　華中農業大學則指責綠色和平組織刻意“傳播轉基因安全恐慌”。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從華農獲得的一份《輿情通報》說，綠色和平組織一方面“抓住消費者的恐懼心理，傳播轉基因安全恐慌，”另一方面“利用知名企業對美譽度和消費者購買意向的依賴，對企業施加壓力，從而達到對消費者和普通市民的傳播誘導目的。”